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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在水泥罐下
来源:斯诺克98直播吧    发布时间:2024-06-15 03:47:40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到底是2002年的哪一天,只是伴随一声巨大的轰响,这个挺立了接近30年的庞然大物——两个水泥罐其中的一个,轰然倒地。

  据说,因为采用定向爆破的技术,罐子里面装满了水,当它倒下的时候,甚至没有多大的烟尘。

  其实,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水泥罐子慢慢的开始慢慢变色,从最开始的带有些许光泽的青灰色,褪变到浅黄色。它旁边的那条专用铁路上,从巢湖方向开来的车皮也慢慢变得少了,火车汽笛的嘶鸣声,也逐渐变少也变弱了。

  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下岗工人问题出现的时间节点。中央政府提出了“三年搞活国有企业”的目标,在全国,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规模的公司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众多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

  汤安国并不清楚“下岗”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直观感受是,周边停产的企业慢慢的变多,此前被称作“主人翁”的工人,再也不能到自己的工厂上班了。

  汤安国和工友们还抱有幻想。毕竟,自己的厂子还没有倒。他们也不敢想,不到厂里来上班,自己能去哪里?

  可最终,2002年,他们与工厂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联系,被一笔数额不等的钱所量化,然后斩断:,一年700块钱。

  在此前一年,水泥制品厂集资建房,一套房78平米,按照工龄和表现打分,排定顺序,靠前的人才有参与的权利。

  可是两条标准,在工人与78平米的楼房之间,划上了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第一,小两口必须都是合肥户口;第二,每平米要交780元的集资款。

  当时,合肥商品房的价格大约在每平米1400元左右,集资建房意味着能省了一半的钱。

  正需要一套婚房的汤安国很想参与,可是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即使借钱,他也难以办到——三天之内必须拿出全额集资款。

  张忍保69岁的老伴岳玉珍,之前的户口在农村老家。她拿出自己的合肥身份证,指着上面的颁发日期“2002年1月23日”,面色平静地说:“差了一年。”

  就是“差了一年”和“三天之内拿不出钱”,让像汤安国和张忍保这样的工人,与这辈子最接近自己的房子擦肩而过。

  水泥制品厂则在水泥罐底下和周围,盖了60多间平房。张忍保一家搬进了水泥罐旁边的平房,而水泥罐子底下那间永远照不进阳光的房子,则成为了汤安国的婚房。

  他们还需要交给厂里1000多块钱,说是5年的费用。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没房子的产权。

  大概是受风了,汤安国习惯性地这样想。在他的生活经验里,这类的病是老人才得的病,而妻子才28岁。

  吃了些药,妻子的疼痛仍不见缓解,汤安国有点慌了,拉上妻子去了医院。经过一番检查,医生做出了判断:妻子的膝盖确实患上了关节炎。

  医生了解了他们的居住情况后说,不能说关节炎与居住的环境之间百分之百有关系,可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可能。

  喝中药吧。夫妻俩都觉得中药效果好,不贵,尤其是他们准备要一个孩子,怕西药的副作用太大。

  花了55块钱,妻子去超市买了一个电炉子,抓来草药,在屋外的简易炉灶上熬。罐子底下的通风不好,一熬药,空气里飘散的药味儿好长时间都不消。

  一副药十多块,熬三次,吃一天。“一个星期一百多块钱。”女人的语气里带着一些心疼。

  手里没钱。汤安国琢磨赚钱的法子。他忽的发现,自己在水泥制品厂的十多年,只学会了每天按时上下班,学会了做自来水输水管道,别的似乎什么都不会。

  最后,汤安国确定了学开车跑货运的赚钱门路,原因是“自己一直对开车感兴趣”。

  花了2000多块钱,汤安国顺利考取了驾照。拿到驾照,汤安国买回一辆小货车,给人拉货。三万多的车钱,一半的钱是借的。

  明天能去哪里拉货?这是汤安国每天晚上最犯愁的事情。一直在水泥制品厂工作的他,本身认识的人就不多,可成为客户或者帮忙联络客户的人就更少了。

  勉强开了两年小货车,没关系,没有货源,开车拉货的活儿是干不下去了,不得已,汤安国把小货车卖了,开始帮别人开出租车。

  开一天车,汤安国要交给“老板”150块钱,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他一天至少要拉200块钱的活儿才有赚头。

  汤安国珍惜开车的时间。11月13日这天,他是早上6点半左右才到家的,前一天晚上拉活拉到挺晚,再加上又去修车。可是睡到10点,汤安国就起来了,先是花了大约十分钟洗了一个头,然后换上出车穿的黑色皮鞋和蓝色牛仔裤,“要给客人一个好形象。”

  等汤安国收拾利索,妻子已经把早饭端上了桌。昨晚的炒辣椒、炒豆腐皮重新热了,两个菜里只有很少的肉,热过的剩米饭。

  不到十分钟,汤安国的早饭就吃完了。倒不是他吃饭有多快,而是饭盆里也就只有二两米饭。

  汤安国自己饭量小,吃得也少,体重不到一百斤。妻子则在一边说:“都是累的。”

  “黑。”汤安国用了一个字来总结五年多的“罐居”生活,“不管白天黑天,一年四季只要不开灯,屋里什么也看不见。”

  “刚结婚让妻子住这样的房子,过意不去,绝不能再让女儿住下去了,不能让她受苦。”他说。

  2008年,女儿出生,汤安国做了一个父亲能力范围内的最大努力,从水泥罐子底下搬出来,以每月400块钱的价格,租到了一间水泥罐子旁边的平房,也就是邻居玩笑话里的“豪宅”。

  可是对光明的要求,也要向金钱低头。客厅的灯本来有八个灯管,原本有一个坏掉了,搬进来后,汤安国做的是把其余七个灯管中的六个拆掉,只保留一个。

  “电费贵,能省就省。”这个40岁的男人望着屋顶唯一亮着的灯管,神色平静。

  “不住新房子也没什么,我们这把年纪了,小平房也挺好,习惯了,还不用交钱了。”说这话的时候,费林红正坐在床沿上,环顾自己的“新家”——一间位于车棚底下的木质板房,距离水泥罐大约50米。

  2008年,水泥罐旁边的东一环拓修,包括费林红在内的十户人家在拆迁计划之内。这十户人家成为了其余人眼中的“幸运儿”。

  政府给的拆迁条件是:在原有住房面积的基础上,拆迁房增加40%,缴纳部分房款。

  拆迁房在一个叫做星海家园的小区。费林红去看过,“那地都到三环边了”。合肥的三环,意味着城市的最外围。

  3万块,对费林红一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丈夫从水泥制品厂下岗后,没有一点技术,只能去工地做小工。这两年,他的身体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就被亲戚介绍去看工地了,一个月赚不到1000块钱。

  可费林红一家还是成为了拆迁的“榜样”。一位“戴着眼镜”的副处长来到家里,一番动员,他们就成为了第一家同意拆迁的,被临时安置到现在的板房里。对此,他们有着朴素的“理解”:“政府也不容易。”

  1995年,她得了直肠癌,治疗花去了一大笔钱。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的积蓄,女儿的帮助,向亲属和朋友借的钱,凑够了治病的钱。

  也许是经历过生死,费林红对很多东西似乎不太在意了。她甚至对那段水泥罐阴影笼罩下的平房生活充满了怀念。

  但汤安国对包括费林红在内可以搬离水泥罐的人家,充满羡慕,甚至带有那么一点点妒忌。

  “唉。”他轻轻叹了一口气,“人家多幸运,房子靠着路就能拆迁了,我们得等到何时?”

  11月12日,周六,这天上午十点多,汤安国已经出车了,家里只剩下妻子和女儿。

  女儿有点感冒咳嗽。汤安国的妻子把橘子放进微波炉里,热一热,去掉凉气,然后把剥好的桔子瓣放到一个铝制小碗里,给女儿吃。

  我问她,冬天屋子里这么冷,孩子怎么办。她没有回答我,转身去了里屋,很快就出来了,手里多了半张报纸。

  她把报纸递给我。这是一张合肥当地的报纸,在一张照片上,汤安国抱着女儿,站在水泥罐下,头顶上就是巨大的漏斗状的罐底。

  “报纸也报了好多次,电视台也来过,有什么用?”她把报纸收回去,放好,接着说,“小孩这么小,一直这样住下去肯定不行,可是又能怎么办?”

  一旁的女儿并不能理解妈妈说了什么。她正捧着小碗,在黑暗中,把一片片橘子往嘴里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