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在地平线上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向四面八方延伸着，这里是中国山东，黄河下游重要的粮食种植省。数百名农民把像地毯一样巨大的小麦铺在乡村道路上晒干，联合收割机正忙着收割谷物。这天下午，小麦收割完成后，农民种上了玉米和其他作物。这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可以一窥这一个国家是如何供给着14亿人民的粮食，以及数百万牲畜的饲料。
奇迹般的增长经济总量使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每年近6亿吨的粮食产量维持着食品供给，也维持着国家在剧烈转型过程中的公众信任。然而，粮食的丰收同样带来了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农民把混合着汗水、灰尘、糠的塑料软管接到水泵上，水泵一段连接着皮带，由卡车驱动，引擎轰鸣，从附近的河道里抽取的浑浊水充满了软管，就在不久之前，制药厂刚刚将腐臭的废水排入运河。“除了这样的脏水，我们没别的水”农民说，“没办法，只能用这样的水。”“上个月开始水就变黑了”，农民补充说，“大多数农作物在灌溉后枯死，剩下没枯死的送到市场上去卖。”
农民面对的困境构成了中国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肮脏真相：全国的河流、湖泊、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清洁的水源严重短缺，农民被迫使用受重金属、有机污染物、氮污染的水灌溉和种植粮食。全国大部分水污染的程度之严重，它们甚至不应该与人体非间接接触，然而大量的谷物、蔬菜和水果，都是用未经处理完善的工业水灌溉，这些食物直接在市场销售，出现在千家万户和饭店的餐桌上。
一方面，这一个国家疯狂修建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现代制造业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却迟迟未推出全面的或持续的污水治理计划，即便有也是在停留在原始的状态。
水和土壤污染在中国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全国的农业生产、经济、和人们的健康，面临着面临着现代化、城市化、食品需求量持续不断的增加所带来的风险。
此外，据中国国土资源部估计，重金属已造成至少1000万吨粮食的破坏，并以每年污染1200万吨的速度增加，直接引发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如此以往，中国将难以满足一直增长的人口带来的日益复杂化的食品需求。慢慢的变多中国人摆脱贫困，有能力负担起牛肉和猪肉等肉制品，然而畜牧业是水资源需求密集型产业，牲畜需要喂食大量饲料。
与此同时，根据南京农业大学的学者研究表明，中国人的主食大米有10%可能受有毒物质镉的污染，这是一种重金属元素，多来自于矿业废水和工业污水。
食品安全是中国公民最担忧的问题之一，事关这个古老国度本身存在的意义。经过多年食品安全事件来带的恐慌——致命的三聚氰胺牛奶，地沟油回收，牛肉作假，膨大剂西瓜等等——食品安全的丑闻日益让公众感到受蒙蔽，人们对许诺为人民服务却不作为的政府部门感到忿怒。随着时下人们呼吁国家加强环境保护的呼声愈演愈烈，政府慢慢的开始为水、土壤和食品设置国家级重要指标，抑制过热经济稳步的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
“农作物安全是国家的头号问题”，范明远（音译），一位山东水利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农业在中国是基础产业，超过3亿农村劳动力养活了全国人口，50年代到60年代严重的饥荒和贫困，仍然是这个沧桑国度挥之不去的记忆。随着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一的大米、小麦、马铃薯、茶叶、棉花、肉类、和其他农作物的生产国，食品供应安全问题亦具有重大的全球性的意义。
多年的食品安全丑闻让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生产和销售环节，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食物链的发源——土壤和水。五分之一的黄河，中国北方的生命线，被认为不应用于饮用、能源生产、或灌溉；支撑着东北地区主要粮食产区的海河，约40%的水源被认为是无法利用的。事实上，近15%的中国主要河流没有办法进行任何使用，超过一半的全国地下水被归类为“污染”或“非常污染”，以上均来自于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
造成污染的一个主要的动因来自于中国水资源的短缺，专家给了它一个专用名词——实质性缺水，字面的意思就是“因水的质量上的问题产生的短缺。”此外，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往往是经济稳步的增长最快，水资源最紧缺的地区——北方干燥的产粮区和东南的制造业基地。
来自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全国1.2亿公顷的耕地中有近1000万已受到污染，超过133000公顷农田被固态废料渗入和破坏，此外，据报告说，南方制造型城市的一半土壤含有镉、砷、汞、石油、和其他有机物。
“在河北部分地区，农民使用被污染的水，因为这里无其他水源可用。农民不吃自己种植的粮食，他们有自己的食物来源和市场”，总部设在北京的非营利组织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负责人胡勘平（音译）这样对我们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仅跟农民有关，也跟我们每个人有关。它不仅是水的安全问题，也是食品安全问题。”
近些年来发生的工业和污水处理厂泄漏事件，使人们关注于污染最集中的河流和湖泊，要求政府加强环境保护的抗议行动频繁发生，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代表正在觉醒的公民和政府的环境意识。
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超过一半的中国水污染来自农业本身：化肥、农药、禽畜排泄物，被排放入湖泊、河流、湿地、沿海水域及地下水，通过降雨和融雪进入大气循环。
这种径流被称为农业非点状污染，因为它无法追溯到某一个污染源，如果是泄漏污染可以追溯到某一个工厂。在中国，农业非点状污染是水污染的大多数来自，加速了土壤侵蚀，降低土地的生产力。在全世界内，这种污染已被证明很难控制，大多数在中国的技术措施重点是预防而不是治理。
残酷而讽刺的是，据《干旱区科学》杂志报告，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化肥和农药生产国和消费国。生猪和家禽养殖场发展迅速，以满足一直增长的肉类需求：仅在2002年，总禽畜排泄废物量就超过工业生产的有机污染物4倍之多。事实上，根据中国社科院高级环境规划专家王董（音译）的分析，水中约90%的有机污染物和一半的氮污染来自动物。
“我们国家发展得太快了，“王董说，“西方国家用100年时间走完的发展历史，中国只用了30年。我们人口基数太大，当你拥有如此大量人口的时候，某些问题就变的没办法避免。”
中国土壤和水污染给人们的健康造成多大的伤害，破坏了多少土地的生产力，损害了国家多少经济利益，官方仍然没有给出清楚的定论。
中国试图引入“绿色GDP”，在2004年把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控制在3%左右。可是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环境退化和资源消耗的成本接近GDP的10%，其中水污染占2.1%，土壤退化为1.1%——尽管这仅测量了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中央政府已认识到工业、农业和城市是主要的污染源，在2011-2015“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大大加强了环保法规d出台力度，近期更是以减少主要污染物为目标，严格推进整改措施，并已获得了良好的成效。
中央和省级政府已在河道湖泊清污、回收利用家庭用水、工业项目、甚至农业领域等加大投资。政府利用奖励政策来鼓励地方和企业组织环保项目和其他相关项目，例如补贴养猪场的沼气设备，推广取代合成肥料的天然肥料。中国东部城市也开始压缩养猪场、制造工厂、发电厂的规模，期望以此改善城市周边的水体质量。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政府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投资630亿美元于污水净化处理行业，外资企业亦开始纷纷进入中国污染治理行业。当城市污水处理行业的投资越来越普遍时，农村污染治理行业亦吸引到相当的私有资本进入。
作为饮食业的新标准，部分企业来提供收费的有机认证、印刷有机或绿色食品标签。尽管官方农业机构在促进有机绿色食品、无公害项目，以减少有害化学物质用于食品生产，然而欺骗消费者和绿色食品名不副实的报道仍屡见不鲜。
因为公民呼吁更多关注环境污染和恶化的公共健康之间的联系，独立机构注意到增加的活动是提升环境，尤其是水质问题——至之于更高的政治优先地位。
然而中国混合式的农业形态将给农业污染防治带来困难——有农村家庭承包，有集体所有，到国家所有（从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农民开始分块承包农田）。更不用说，在当地环保部门执法疲软的情况下，中央的努力往往不符合当地企业、政府、和农民的经济利益。
地方保护主义下的重污染工业揭示出政府官员和当地产业之间的紧密联盟，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压力下，第一先考虑的工业增长，经常以牺牲环境监管为代价。
环境问题持续存在着，缺乏有效的投诉渠道，环境法规的执法力度不足，缺乏真正有效的部门问责机制，这些都让社会公众的挫折感与日俱增。许多地方性抗议污染事件，导致的结果是人们过分关注政府和民众间紧绷的关系，反而阻碍企业真正地改革。
“在中国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胡勘平告诉我们，“水污染的解决比空气污染更困难。在许多地区，农民和地方政府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阻力，因为治理污染会影响他们的灌溉，提高水费以及减缓GDP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