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响彻大江南北，歌词中“嘉陵江边迎朝阳”“天不怕，地不怕”，反映了四川石油大会战的火热场景。而中国第一口超深井——7002井也在武胜县万善镇钻探成功。
7002井，位于武胜县万善镇旗井村，它是研究地层、地震以及油气资源的重要参照井，在我国石油钻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7002井为何会选址武胜？开钻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带着疑问，记者做了探寻走访。
机缘巧合 7002井重回大众视线井能够被知晓，这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怀着激动又好奇的心情，陈天宁跟随专家组来到7002井遗址所在地——万善镇旗井村，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番景象：这是一座废弃多年的机井，高约3米的井身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铁制阀门，周围的配套设施只剩下基座，难以看出本来的用途。这是一口什么井？为什么在专家们的口中，它是中国第一口超深井？带着种种疑问，陈天宁不断探寻这口深井的故事。
陈天宁通过走访当地村民得知，这口深井的历史并不十分久远，它1971年开钻，1976年停钻，井深6011米。“7002井开钻时贴满了宣传口号，工人们干劲十足，还开过好几次庆功会，村里着实热闹了一阵。”据当地一位年老的村民介绍，停钻后，来自五湖四海的钻井工人相继离去，7002井也被封堵起来，但那段辉煌的历史，却在人们口中代代相传。
陈天宁和记者说，为了进一步探索7002井，他找到了一位曾在7002钻井队工作过的工人，名叫姚光雄（现已去世）。姚光雄是石油部四川石油管理局的退休职工，当年他曾在7002钻井队担任指导员。
“7002井又叫龙女基准井，为了打这口深井，整个钻井队上下一心，都想通过这口井了解地下是否有丰富的石油资源。”陈天宁说，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都得到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唯独石油资源告急，虽然克拉玛依、大庆等油田相继出油，但产量仍达不到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的需求，因此，找到储量丰富的油田迫在眉睫。而且当时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运输十分不便，国家领导人对物产丰富的四川盆地寄予了厚望，期待这里能够大量出油，新中国第一次石油大会战就此拉开序幕。
“最初地点选在四川江油，命名为‘7001井’，但由于技术等原因没有成功。”陈天宁说，通过勘探，专家了解到四川盆地的地壳平均厚度为33公里，而位于川东北的武胜县只有13公里，更加有助于开钻。于是，专家重新选址，在武胜县万善镇开钻，7002米正是它的既定目标，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离井架不远处还有两个大池子，那是打井时用的泥浆池。“泥浆又被称为打井的‘循环液’，首先一定要通过它，把钻杆冷却，然后还要通过它将钻头钻的岩屑带上来。”陈天宁说，7002井顺利通过了坍塌、盐水、漏失、石膏等复杂地层，全面完成了固井、取心、录井、电测等各项工作，为了给7002井配置5套泥浆处理设备，技术人员做了633组实验。
尤其当井深进入5000米以后，地层温度达到了180摄氏度以上，而国内常用的6种泥浆处理剂都只能抵抗170摄氏度的高温。“技术人员与西南石油学院和成都工业学院合作搞配方，做了1249个方案，才成功研制出能抗200摄氏度高温的泥浆处理剂，终使井壁牢固，井眼通畅。”陈天宁说，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技术人员攻克了数不清的难关，终于在1976年2月27日这一天成功打到了6011米深度，成为中国第一口超深井。从此，在世界超深井的名册中，庄严地盖上了“中国印”。
7002井钻探成功，创造了当时国内“三个第一”：第一口超深井；第一口采用美国边际负荷法设计套管柱的井；第一口成功利用静止高温度高压力凝结试验办法来进行固井的井。
当时，四川省不止一次为钻井队召开庆功会，各大油田的工作人员都来武胜学习，负责此次钻井工作的7002钻井队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石油化学工业部授予“勇攀高峰的深井钻井队”称号。然而，这口原计划打到7002米并以此命名的深井，却为何只打到6011米就停钻了呢？陈天宁和记者说，石油大多产于沉积岩中，而7002井6011米以下都是岩浆岩，并不储存石油，所以就决定不再钻探了。
7002井的成功完钻，不仅标志着中国成为有能力独立完成超深井的国家之一，也体现了石油工人“不畏艰苦、勇于拼搏、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得以延续。在7002井不远处的女2井，石业首位“铁姑娘”雷桂芳、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德民和“铁人”王进喜都曾在这里工作过，这也为后来王进喜到大庆埋下了伏笔。“可以说，武胜就是新中国石油精神的发源地，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陈天宁说。
7002井除了于2009年申报了“国保”,2018年，武胜县也积极将新中国第一次石油大会战遗址申请国家工业遗产，7002井自然位列其中。“目前，井场占地面积近4万平方米的7002井，井体及其闸阀、机座、泥浆池、污水池、职工休息室、库房和化验室等建筑物均保存较完好。”武胜县经信局相关负责这个的人说，7002井是特殊历史时代的见证，是“超英、赶美、追苏”口号下的直接产物，这些遗址见证了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苏关系的曲折发展过程，具备极其重大的历史、科技、社会、艺术等价值，应予以保护和研究。